难忘秋日的一幕(韶年)


说起来,我也有过一段下乡当工作队员的经历。

那是1976年初秋的一天,当时已经结束了在干校四个月的半军事化、半封闭式理论学习。按照地委组织部的部署,我们三支部四组一行十一人,来到深州前磨头公社许刘大队,对内我们是开门办学,对外是下乡工作队,社员群众也习惯称呼我们为工作队员。

许刘村是一类大队,经过了多年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,耕地是旱涝保收的水浇地。每年夏收的小麦平均亩产已达到了800斤以上,尤其是推广种植的多穗高粱,平均亩产更是达到了千斤以上。

时值仲秋,又刚刚下过了一场透雨,大片的高粱闪着红红的光彩,如刀的长叶,连接起来像是一个大的帐幔,微风吹过,秆、叶轻摇,高高独立,周身碧绿,满布着蓬勃的生机,向人们传递着丰收的信息。

然而,那个时代的农民,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,新粮食下来,宁愿自己不吃,也要先向国家缴纳公粮,这在广大社员群众的心里,是天经地义的。因此,夏季的小麦、秋收的玉米和高粱,首先交了公粮。社员群众留下的口粮,只够维持温饱,且大多是粗粮。

十一名队员中六男五女,我们六个男队员住在后街的一个农家小院。院子里结满枸杞,是房东日常生活的钱袋子,我们没人偷吃过一粒果实。室内东西两房,简单的铺盖,干净的炕席上摆放着供我们看书学习的小炕桌。

我们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,每天到社员家吃饭以前,都会像当年的子弟兵一样,进门先打扫院子,再扛起扁担把水缸挑满水。时间久了,我们便成了乡亲们的知心人。有什么心里话和意见,也都愿向我们倾诉,在他们的心目中,把我们看作是党派来的干部。同时,也把我们这些队员当亲人一样看待,哪怕还只有一升面,也要让给我们吃。

虽然乡亲们每天吃的都是粗粮,但每当轮到我们去吃饭时,他们都会想尽办法,像要过节一样,想法让我们吃上一顿麦子面。这在某一天午饭后我才发现真相。那时,为了给我们派饭,生产队长用一小块木板做了牌子,没有写字,只做了队长一人知道的记号,他只管给第一户送去木牌子,后边他就不用管了。当我们在第一户吃过晚饭,这户社员随即把木牌子传给下一户,从没影响过我们吃饭。这天早晨,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喊我和万良哥去吃早饭,这一家的主人是一位三十五六岁的大嫂,丈夫在天津一家工厂当工人,她自己带着上小学4年级的男孩和一个上2年级的小女孩。在那男、女同工同酬的年代,可以想像,她带俩孩子的同时,还要按时下地劳动的艰辛。

中午11点我就饿了,等收了工,我就急忙拽上万良哥去吃饭。进门一看,小男孩帮着烧火,女主人正在烙饼,而里间屋的小饭桌上已给我俩摆上了两碗肉菜,等溢着麦香的烙饼端上桌时,我便招呼说:“大嫂,和孩子们咱一块儿吃吧!”“孩子们的作业还没写完,你俩先吃吧。”她说着,仍在外屋忙。面对肉菜和烙饼我不免心中大喜,因为自从下乡一个多月,还从没吃过这么丰盛的大餐。

那可真如单田芳评书里说的:我俩甩开腮帮子风卷残云一般,须臾间盖垫上的烙饼只剩下一角了,我没好意思再吃。

回宿舍的路上,我忽然想起上衣落在了大嫂家里,我扭头对万良哥说“:哥,您先回宿舍吧,我得回去拿衣服。”因为衣服兜里有我一封信,是一位远方的姑娘给我寄来的信,信中不仅有对我的思念和鼓励,还夹带着给我的布票和30斤粮票。

我几乎是跑步去的。当我推开门时,眼前的一幕把我惊呆了。只见母子三人,每人拿一个窝窝头在大口地吃着,小吃饭桌上还有三碗菜汤,原来,烙饼只是让我俩吃,把肉菜和粉条也全捞进了我俩的碗里。那年我19岁,有泪不轻弹,只是面对那样的场景,我无法抑制涌出的泪水。

前几年,我去过一趟许刘村。如同全国的广大农村一样,它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,街上的路都硬化了,在早年村外的耕地上盖了新房,原来人气旺盛的村子,因为年轻人陆续进城,顺带“拉”走了老人,村子则变成了空心村。那位大嫂家的院落,仍是那样破旧,经打听才知